1948年10月5日，济南战役刚结束不久，华东野战军的师级以上领导们突然被召集到山东曲阜，也就是孔子的故乡。在战事紧张的那段时期，这样的聚集可不常见。他们这次是来参加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”的。由于之前华野各部都是分散作战，很多老战友已经很久没碰面了，本来想着趁这次会议好好叙叙旧，结果一到场就感觉气氛不对劲：主持会议的并不是华野的代司令员粟裕，而是面色严肃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！

这次华野前委的扩大会议，在军事历史上也被称为“第二次曲阜整风会议”。之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在济南战役之前，粟裕带着司令部赶到曲阜，与华东局和山东兵团汇合后，已经开过一次重要会议，不过那次会议的规模比这次小得多。

这次会议是根据军委9月27日的电报指示召开的。在这之前，党中央开会时，毛主席提出了新阶段的战略目标：“部队要推进，生产要发展，纪律要加强，革命必定胜利”。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“九月会议”。

换句话说，在发动三大战役前，军委特别强调要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和纪律性，要求各野战军深入贯彻中央"九月会议"的要求，积极开展纪律检查和内部团结工作，为大决战的到来，在思想和作风上做好充分准备。

为了确保华野的会议顺利进行，毛主席以军委名义接连发了四封电报。其中一封还特意调整了时间安排：“为了让你们的会议开得更充分，会期可以延长到七到十天，淮海战役的行动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之后再开始。”

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十九天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！在会议的最后几天，重点转向了制定淮海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。曲阜会议对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主要是通过统一思想和增强团结来实现的。

在开会前，毛主席专门给饶漱石发了电报，明确让他负责这次会议。电报里说：“你是华东军区和华野全军的政委，现在把中央的意思交给你传达，由你处理这个问题，最后把结果汇报上来，我们等着你的消息！”

这个“华野全军政委”的称号，曾让不少研究军事历史的人感到困惑：大家都清楚，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和政委是陈毅，代理司令和代理政委是粟裕，而饶在华野并没有担任任何职位，那么“华野全军政委”这个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

中央局、大军区以及野战军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。
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为了落实“党领导军队”的核心方针，各大战区普遍建立了三级军事指挥系统。最高层是各战区的“中央局”，这些机构代表中共中央，全面负责该战区的党、政、军事务，通常以战区名称命名，如“东北局”、“华东局”、“西北局”、“中原局”等。

在一些特定区域，还设立了规模稍小的"中央分局"，例如"华南分局"、"华中分局"等。这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有一个相同之处：它们都直接听命于陕北的党中央，拥有相当大的职权。

在军事指挥体系中，中央局下面设有一个级别较高的"大军区"，这算是第二层机构。举个例子，华东局负责组建华东军区，中原局负责组建中原军区等。这些大军区负责管理整个战略区域内的所有军事力量，不管是正规部队、地方武装，还是民兵游击队，都归它们管辖。

第三级主要是为了应对大规模战争，与敌方正规部队展开正面较量而设立的“野战军”。具体做法是从军区中挑选出战斗力较强的正规部队，组成多个可以跨区域作战的野战纵队，最后将这些纵队统一整编成某某野战军。

在解放战争中，各野战军承担了主要的战斗任务，它们实际上是各大军区的主力部队。简单来说，这些野战军是各大军区中最精锐、战斗力最强的部队，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。

为了在战时实现统一指挥，中央局书记往往身兼数职，要么同时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，要么直接负责野战军事务，有些人甚至一人身兼数职。以辽沈战役前后的东北局书记为例，他同时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、政委以及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三个重要职务。

关于兼任哪些级别和职务，这完全取决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安排，所以各大战区的配置都有所不同。拿华东战区来说，饶漱石因为不太擅长军事工作，所以只负责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这两个职务。

陈毅作为华东局副书记，同时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、华东野战军司令员、政委以及前委书记的职责。这意味着饶漱石只在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有职位，在华东野战军中并未担任任何职务。
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为了更好地协调全国战事，确保各战区之间有效协同，中央规定各野战军在行动时必须直接服从“中央军委”的指挥。这意味着野战军司令部可以跳过大军区和中央局这两级，直接向中央军委汇报和请示行动安排。

这让一些读者产生了错误认识，认为野战军只受中央军委领导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。按照中央的规定，野战军在打仗这件事上确实直接听从军委指挥，但在日常管理和组织架构上，它们还是要接受各中央局和各大军区的领导。

既然“第二次曲阜整风会议”主要不是讨论打仗的事，而是为了处理部队内部的思想问题和团结问题，那么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，他自然也是华东野战军领导们的直接上级，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。

毛主席在电报中提到的问题值得关“华野前委书记在落实中央请示制度，以及整顿军队纪律方面……到现在还没给出明确回应”，这里提到的华野代理前委书记实际上是指粟裕，因为陈毅当时并不在华野部队里。

当时陈毅同时在中原局、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职务，对华东野战军的事务难以兼顾。因此，毛主席特意安排饶漱石负责这次会议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处理济南战役期间粟裕指挥不顺畅的情况。

粟裕作为华野的临时负责人，全面接手了陈毅的职务，按理说应该能顺利指挥部队。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命令执行不顺畅，以及他“一直没有表态”的情况呢？这其实是因为在济南战役之前，华东野战军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情况。

野战军的组织结构和部队排列顺序之间的联系

由于野战军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限制，常常需要跨越不同地区执行任务。为了应对战场形势的变化，中央军委灵活调动全国各战区的兵力。这种机动性导致了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军队的组织结构和作战序列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。

举个例子，陈赓带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，在跨过黄河之前，实际上是听从西北野战军的调遣；而在豫东战役期间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，虽然在编制上属于中野，但已经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体系下，不再属于中野的作战队伍了。

1947年华东野战军刚成立时，按照编制应该有十一个野战纵队，但实际上只有九个纵队约27万人直接听命于野战军司令部指挥。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在孟良崮战役中投入的全部兵力。

华野的另外两支队伍——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，虽然名义上属于华野某纵，实际上直接归华东军区管辖。这两支队伍分别驻守在苏中和苏北的老根据地。第11纵队由管文蔚担任司令，手下有两个旅和三个军分区，刚开始时总兵力大约有31000人。

陈庆先担任第12纵队的指挥官，手下有两个旅和三个军分区，刚开始有大约5万名士兵。这个纵队和后来从南边过来的第2纵队一起，组成了“苏北兵团”。在济南战役之前，苏北兵团一直归“华东军区”管理，并不属于华东野战军的编制。

1947年7月，为了配合刘邓部队向大别山挺进，华东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执行了“七月分兵”计划。原本的九个纵队被重新划分，经过一系列调整后，陈毅和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，手中直接掌握的兵力只剩下六个纵队。

与此同时，另外三支主力部队在胶东地区参与防御作战，后来整编组建成"山东兵团"。在陈毅、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向中原地区推进的时候，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坚守在内部战线，始终与山东兵团协同作战。

1947年10月15日，中央军委针对当前形势作出决定：华东局全权指挥许谭东兵团及华东其他部队，让漱石参与军事指挥很有必要。这样安排下，除了陈粟亲自带领的六个主力纵队外，其余野战纵队和地方部队暂时都归华东军区统一管理。

在济南战役前夕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部队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集团：由粟裕和野战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华野西兵团，其中包括七个纵队，还有中野11纵；许谭负责的山东兵团，下辖三个纵队；以及由韦吉指挥的苏北兵团，同样拥有三个纵队。这样的部署确保了各部队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能够有序协同，发挥最大的战斗力。

这两支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华东军区，而不是华东野战军司令部。如果粟裕想要调动这些部队参加战斗，必须先向军委请示。实际情况正是这样，就像在济南战役之前，他申请调动苏北兵团那样。

济南战役既要攻下城池，又要阻击援军，得靠华野三支部队一起上阵才能确保人数占优。但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一直独立作战，各自都成立了“前委”，长期听命于华东军区，现在突然要统一指挥，执行起来有点麻烦。

为了确保战斗顺利推进，毛主席在开战前专门发电报明确“由粟裕全权指挥战役”。要不是当时华东野战军面临特殊情况，也不必特意强调这一点。可惜的是，在济南战役过程中，仍然出现了军令传达不够顺畅的问题，这是过去积累下来的老毛病。

问题已经摆在眼前，必须尽快处理。淮海战役是华野全军参与的关键战役，所以曲阜会议不仅传达了中央“九月会议”的精神，更重要的是让华野重新实现“高度集中”。为此，军委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曲阜会议的第三封电报。

华野前委、山东兵团前委以及苏北兵团前委，都应当在接下来的两周内，按照中央多次下达的指示，认真反思自身及下属存在的纪律松散现象，并将反思结果通过电报上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华野前委在当时与山东兵团前委、苏北兵团前委的地位基本相当，并非隶属关系。

简单来说，现在的华野司令部和下面的部队只能算是"小范围的华野"。要想让整个华野部队统一行动、齐心协力地参加淮海战役，光靠资历尚浅的粟裕将军是办不到的。必须要有能够统筹指挥这三部分力量的上级领导亲自到场，主持大局才行。

“华野全军政委”是某个特殊时期的特定称谓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无论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序列怎样调整，各部队在组织关系上始终归华东军区管辖。因此，陈毅作为"华东军区司令员"，继续担任着整个"华东人民解放军"的总指挥职务。

陈毅在华野拥有指挥三大兵团的权力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他可以说是华野的"全军总指挥"。因为当时的华野司令部只能调动大约一半的野战部队，而粟裕在华东军区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。

由于陈毅当时不在华野部队，主持会议和整风工作的最佳人选自然就是饶漱石。他既是华东局书记、华东军区政委，又直接指挥着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。同时，他还是粟裕所带领的“狭义华野”的政治上级，并以军区政委的身份行使军事指挥权。

毛主席在电报中称饶漱石为"华野全军政委"，这个称呼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最恰当的。当时需要有人负责华东野战军三个兵团的整编和思想统一工作，作为整个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政委，饶漱石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这个称谓没什么特别深意，大家不必想得太多。

当华东野战军所有部队在1949年2月完成整编，正式成为“第三野战军”后，再叫饶漱石“三野全军政委”就不太准确了。因为第三野战军的编制是完整的，不像之前的华野那样曾有过分拆使用的情况。

陈毅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，而饶漱石在三野没有具体职位，也不再担任华东军区第一政委。中央军委也没有特别赋予他军事指挥权，因此“华野全军政委”这一称呼只适用于特定时期。

在曲阜的会议上，饶漱石重点谈到了“统一指挥”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：“这次攻打济南的战役，我们预想其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。中央对各部队听从中央和前委的领导有明确认识，多次强调全军必须服从粟裕同志的统一调度。”

然而，部分同志却表现出缺乏纪律性和组织观念，不听从粟裕同志的安排。为此，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，专门针对这种散漫无序的状况进行整顿，通过强化纪律建设来确保最终取得胜利。

曲阜会议是新式整军运动的进一步深化。会议结束后，“华野前委”再次确立了在华东野战军中的领导地位，所有兵团和纵队都重新归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。这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！